第六节 兵制

第六节 兵制
  晋、南北朝，为中国兵力衰微之世，其所由然，盖以取之、教之者，皆不得其宜也。民兵之制，虽自东汉来已废，然调发之制仍存。故《晋书·段灼传》：灼言晋人可差简丁强，如法调取，羌、胡非恩意告谕不可。然调发人民时甚少，自三国至南北朝，皆别有所谓军户者，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矣。军户放免，其事甚难，（《宋书·孝武帝纪》：大明二年，正月，韶先帝龙飞荆楚，奉迎文武、吏身，可赐爵一级，军户免为平民，此乃特典。帛氐奴之乱，刘道济免吴兵三十六营为平民；竟陵王诞之叛，孝武帝使垣阆袭之，诞焚兵籍，使壮士率之出击：亦危迫之际，非常之措施也。）而其困辱殊甚。（《晋书·赵至传》：缑氏令初到官，至年十三，与母同观。母曰：“汝先世本非微贱，世乱流离，遂为士伍耳。尔后能如此不？”至感母言，诣师受业。盖军户之困辱久矣。）服役率取长上。（长上之名，不始唐代。《通鉴》：晋安帝隆安二年，慕容宝长上段速骨、宋赤眉等作乱。《注》云：“凡卫兵皆更番迭上，长上者，不番代也。唐官制，怀化执戟长上，归德执戟长上，皆武散阶，长上之官尚矣。”案《宋书·张茂度传》：子永，以世祖孝建二年，入为尚书左丞。时将士休假，年开三番，纷纭道路。永建议：交代之限，以一年为制。则番代之期，有甚短者。遵行者盖渐少也。老稚亦不得免。《晋书·宣帝纪》：帝平公孙渊，奏军人年六十已上者罢遣千余人；《武帝纪》：平吴后，诏诸士卒年六十已上，罢归于家；此已为甚晚。《宋书·自序》载沈亮启大祖，谓西府兵士，或见年八十而犹伏隶，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，尤可见其使之之酷。晋明帝之讨王敦，诏敦之将士，单丁在军，无有兼重者，皆遣归家，终身不调，其余皆与假三年，亦危急时旷典也。）身死又须补代。（刘卞兄为大子长兵，死，兵例须代，功曹欲以卞代兄役是也。见第四节。）于是人民规免者多，乃有以亡命、谪户或蛮夷充之者。逃叛、死亡，追代或及亲属，甚者及于邻伍。其虐，与明代之句军无异矣。（《晋书·庾冰传》：冰隐实户口，料出无名万余人，以充军实，此以漏籍者为兵也。《毛璩传》：璩迁淮南大守，寻补镇北将军谯王恬司马。海陵县界，地名青蒲，四面湖泽，皆是菰葑，逃亡所聚。璩建议率千人讨之。时大旱，璩因放火，菰葑尽然。亡户窘迫，悉出自首。近有万户，皆以补兵。此以逃亡者为兵也。《宋书·沈庆之传》：庆之前后获蛮，并移京邑，以为营户，此以夷隶为兵也。《晋书·范宁传》：宁上疏言：“官制谪兵，不相袭代。顷者小事，便以补役。一愆之违，辱及累世。亲戚旁支，罹其祸毒。”《宋书·武帝纪》：永初二年，十月，诏曰：“兵制峻重，务在得宜。役身死叛，辄考傍亲。流迁弥广，未见其极。遂令冠带之伦，沦陷非所。宜革以弘泰，去其密科。自今犯罪充兵，合举户从役者，便付营押领。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，不得复侵滥服亲，以相连染。”《何承天传》：余杭民薄道举为劫。制同籍期亲补兵。其从弟代公、道生等，并为大功亲，而法以其母存为期亲，子宜随母补兵。皆可见其句补之酷。然据《南史·郭祖深传》，则当时追讨，并有滥及邻伍者，见第十七章第三节，又不限于亲属矣。）征发之法，多用三五，亦有更密于此者。（三五取丁，释见第五章第二节。此据《通鉴》晋成帝咸康八年《注》。然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《注》又云：“三丁发其一，五丁发其二。”不知果有此两法邪？抑胡氏偶误也？《晋书·石季龙载记》，言其将讨慕容皝，令司、冀、青、徐、幽、并、雍兼复之家，五丁取三，四丁取二，则前说似是。《慕容儁载记》：儁图入寇，兼欲经略关西，乃令州郡校阅见丁，精覆隐漏。率户留一丁，余悉发之。封邑刘贵上书极谏，乃改为三五占兵。则三五取丁，殆为当时通制。苻坚入寇，诸州之民，十一遣一，盖以所发者广，故所取者少。佛狸临江，丹阳统内，尽户发丁。胡三省曰：“凡人户见丁，无论多少尽发之。”此则危急时偶行之法也。）率先贫弱，转后殷强，其流弊滋大。（《晋书·慕容载记》：其尚书左丞申绍上疏曰：“比赴敌后机，兵不速济。皆由赋法靡恒，役之非道。郡县守宰，每于差调之际，舍越殷强，首先贫弱。行留俱窘，资赡无所。人怀嗟怨，遂致奔亡。”案《宋书·王弘传》：弘与八坐丞郎疏言：“主守偷五匹，常偷四十匹，并加大辟，议者咸以为重。宜进主守偷十匹，常偷五十匹死，四十匹降以补兵。”左丞江奥议：“官及二千石，及失节士大夫，时有犯者，罪乃可戮，恐不可以补兵也。谓此制可施小人，士人自还用旧律。”《梁书·处士沈传》：天监四年，大举北伐，订民丁。吴兴大守柳恽以从役。扬州别驾陆任以书责之。恽大惭，厚礼而遣之。则其时兵役，士人率遭优免，此亦舍越殷强之一端也。《慕容载记》又云：悦绾言于曰：百姓多有隐附，宜悉罢军封。纳之。出户二十余万。慕容评大不平，寻贼绾杀之。尤可见侥幸免役者之众。）且斯时之民，久阙训练，发之无益于事，（《宋书·武帝纪》：隆安五年，孙恩向沪渎。高祖弃城追之。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，以吴兵一千，请为前驱。高祖曰：“贼兵甚精，吴人不习战，若前驱失利，必败我军，可在后为声援。”不从。果为贼所败。又《自序》：元凶弑逆，分江东为会州，以隋王诞为刺史。沈正说诞司马顾琛，以江东义锐之众，为天下唱始。琛曰：“江东忘战日久，士不习兵，当须四方有义举，然后应之。”皆江东之民，久阙训练之证。《齐书·沈文季传》：唐寓之叛，富阳但发男丁防县。文季时为会稽大守，发吴、嘉兴、海盐、盐官民丁救之，亦败。齐武帝遣禁兵数千人，马数百匹东讨。贼众乌合，一战便散，禽斩寓之。王敬则之叛，百姓从之者十余万，胡松以马军突其后，即惊散，见第十章第三节。皆民兵不可用之证。齐初虏动，高帝欲发王公已下无官者为军，褚渊谏：以为无益实用，空致扰动，良有以也。然此等苟经训练，亦可成精兵。伐秦之役，宋武遣上河北岸距魏兵者，为白直队主丁旿，事见第七章第七节。白直者，白丁之入直左右者也。亦可见兵之强弱，惟在训练矣。）而或致激变，如张昌之乱是矣。《晋书·山涛传》云：吴平之后，帝诏天下罢军役，示海内大安。州郡悉去兵，大郡置武吏百人，小郡五十人。帝尝讲武于宣武场。涛时有疾，诏乘步辇从。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。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。其论甚精。帝称之曰：“天下名言也。”而不能用。及永宁之复，屡有变难，寇贼焱起，郡国皆以无兵备不能制，天下遂以大乱，如涛言焉。涛之论今不可闻，然其时州郡握兵，实为天下之乱源。（刘昭论之，最为痛切，见《续汉书·百官志注》。）晋之患，始于宗室诸王，而成于夷狄。当时州郡置兵，诚较王国为少，然八王之乱，非以其国之兵起也。五胡乱后，州郡曷尝无兵？果能戡乱定难欤？综观当时诸家议论，亦多以人民阙于训练为言，（如何承天《安边论》曰：“汉魏以来，搜田非复先王之礼，治兵徒逞耳目之欲。有急之日，民不知战。至乃广延赏募，奉以厚秩。发遽奔救，天下骚然。方伯、刺史，自无经略，惟望朝延遣军，此皆忘战之害，不教之失也。”）而非以无经制之兵为患。《涛传》所云，非笃论也。
  召募之制，意在选取精勇。马隆讨树机能，募要引弩三十六钧、弓四钧者，已见第二章第二节。元嘉二十七年之役，募天下弩手，不问所从；有马步众艺、武力之士应科者，皆加厚赏；见第八章第七节。《宋书·蒯恩传》：高祖征孙恩，县差为征民。充乙士。使负马刍。恩常负大束，兼倍余人。每舍刍于地，叹曰：“丈夫弯弓三石，奈何充马士？”高祖闻之，即给兵仗。恩大喜。可见军中武力之重矣。刘敬宣之伐蜀，国子博士周祇书谏高祖，谓官所遣皆乌合召募之人，师果无功。《宋书·沈演之传》：子勃，泰始中欲北讨，使还乡里募人。勃多受货贿。上怒，下诏数之曰：“自恃吴兴土豪，比门义故，胁说士庶，告索无已。又辄听义将，委役还私。托注病叛，逐有数百。周旋门生，竞受财货。少者至万，多者千金。考计臧物，二百余万。”则召募之弊，亦甚大矣。《晋书·刘超传》：出为义兴大守，征拜中书侍郎，会帝崩，穆后临朝，迁射声校尉。时军校无兵，义兴人多义随，超因统其众以宿卫，号为君子营。此亦召募之类。设其终属于超，即成私家之部曲矣。
  部曲之制，已见第十八章第四节。《晋书·范宁传》：宁上疏言：“方镇去官，皆割精兵器仗，以为送故。米布之属，不可胜计，监司相容，初无弹纠。其中或有清白，亦复不见甄异。送兵多者，至于千余家，少者数十户。既力入私门，复资官廪布。兵役既竭，枉服良人，牵引无端，以相充补。若是功勋之臣，则已享裂土之祚，岂应封外，复置吏兵？送故之格，宜为节制，以三年为断。”此等送故之兵，久假不归，即成私家之部曲矣。廪布既资官给，何必听属私家？然而部曲之制，卒不能革者？《陈书·蔡征传》言：后主遣征收募兵士，自为部曲。征善抚恤，得物情，旬月之间，众近一万。征之抚恤，或不必专施于部曲，然部曲既属私家，其抚恤容有更周者。《南史·郭祖深传》：梁武帝以祖深为南津校尉，使募部曲二千。所领皆精兵，令行禁止。有所讨逐，越境追禽。江中尝有贼，祖深自率讨之。大破贼。威振远近，长江肃清。或亦以其专属于己，故简择者精也。《陈书·樊毅传》言：毅累叶将门。侯景之乱，率部曲随叔父文皎援台。文皎战殁，毅将宗族子弟赴江陵。高祖受禅，毅与弟猛举兵应王琳。琳败，奔齐，侯瑱遣使招毅，毅乃率子弟部曲还朝。《鲁广达传》言：时江表将帅，各领部曲，动以千数，而鲁氏尤多。此等私家部曲，公家征战，亦多用之，几如辽人之有头下军州矣。范宁言送故多割器杖，则有部曲者即家有藏甲。《宋书·范晔传》所以言周灵甫有家兵部曲，孔熙先欲奉义康，乃与以钱六十万，使于广州合兵，其征也。兵革藏于私家，非礼也，是谓胁君，此亦南北朝之世，篡乱之所由不绝欤？
  为免扰累平民起见，时亦发奴客为兵。东晋时事，亦见第十八章第四节。元帝所免僮客，以配刘隗、戴渊。又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。（见《戴若思传》。）王敦率众内向，抗疏曰：“当陛下践阼之初，投刺王官，本以非常之庆，使豫蒙荣分，而更充征役，复依旧名。普取出客，从来久远，经涉年载。或死亡灭绝，或自赎得免，或见放遣，或父兄时事，身所不及。有所不得，辄罪本主。百姓哀愤，怨声盈路。”敦攻刘隗，自难免于过当。然庾翼欲北伐，并发所统六州（江、荆、司、雍、梁、益。）奴及车、牛、驴、马，史亦云百姓嗟怨，则敦言亦不能尽诬。宋武帝永初元年，八月，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，各还本主。若死亡及勋劳破免，亦依限还直。盖奴婢亦为财产之一，不宜使其主人蒙损过大，故有此举。《晋书·隐逸传》：翟汤、庾翼大发僮客，敕有司蠲汤所调。汤悉推仆使，委之乡吏。吏奉旨一无所受。汤依所调限，放免其仆，使编户为百姓，则调发亦不能无优免也。《梁书·武帝纪》：普通五年，七月，赐北讨义客位阶。是梁世亦有奴客从军者。帛氐奴之乱，刘道济免道俗奴僮以充兵。《晋书·列女传》：苏峻作乱，虞潭时守吴兴，又假节征峻。潭母孙氏，尽发家僮，随潭助战。则危急之际，地方亦有用之者也。
  当时风气，称习战者必曰伧楚。子勋之叛，殷孝祖率二千人还朝，并伧楚壮士，人情大安；（详见第九章第四节。）始安王遥光欲叛，召诸伧楚是也。（见第十章第五节。）吴人谓中州人曰伧。（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楚者，江西之地，皆楚之旧壤也。（王融欲辅子良，招集江西伧楚，见第十章第二节。）祖逖率亲党避地淮泗，后居京口，史言其宾客义徒，皆暴桀勇士。（详见第四章第二节。）郗鉴寝疾，疏言所统错杂，率多北人。（详见第五章第四节。）此皆其时之所谓伧：《梁书·陈伯之传》：幼有膂力，年十三四，好着獭皮冠，带刺刀，候伺邻里稻熟，辄偷刈之。尝为田主所见，呵之曰：“楚子莫动。”伯之因杖刀而进，将刺之，曰：“楚子定何如？”此则时人习称剽悍者为楚也。淮南劲悍，自昔著闻。淮南王允之攻赵王伦，史言其所将皆淮南奇材剑客，伦兵死者千余人。吕安国袭破杜叔宝饷刘顺军车，实为胜负所由判。（详见第九章第四节。）是役决胜，实由黄回。史称其所领并淮南楚子，天下精兵。（见《宋书·殷琰传》。）刘牢之距苻坚之师，陈庆之送元颢之众，其中此曹，盖不少矣。然宋武之征南燕，公孙五楼策之曰：“吴兵轻果，初锋勇锐不可当。”（见《晋书·慕容超载记》。）伐秦之役，沈田子实奏青泥之烈，而史称其所领江东勇士，便习短兵。（《宋书·自序》。）则江东之士，亦未必遂弱。民风恒随处境而转移。当时江东以稼穑为重，而江西则为战地，此其风气之所以渐殊也。
  士大夫之风气，南方亦较北方为弱，观第十八章第二节所引《颜氏家训·涉务篇》可知。其《杂艺篇》又曰：“江南以常射为兵射，冠冕儒生，多不习此。别有博射，弱弓长箭，施于准的。揖让升降，以行礼焉。防御寇难，了无所益。乱离之后，此术遂亡。河北人士，率晓兵射。”士大夫者，民之率将，士大夫日趋文弱，无怪细民之稍益不振矣。颜氏之言则善矣，然而射不主皮，左射狸首，右射驺虞之意，则益微矣。可胜慨哉！
  元魏丁男，亦有兵役。大宗永兴五年，正月，大阅，畿内男子十二以上悉集；高祖延兴三年，十月，大上皇帝亲将南讨，诏州郡之民，十丁取一是也。末造，常景病差丁不尽强壮，三长皆豪门多丁，求权发为兵。孝静帝兴和元年，六月，以司马子如为山东黜陟大使，寻为东北道大行台，差选勇士。奚思业为河南大使，简发勇士，盖亦取诸人民。惟此等在平时亦罕用，寻常充补，率于军户取之。军户：有以俘虏为之者，如高聪徙入平城，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是也。或以杂户充役，如《崔挺传》言河东郡有盐户，掌供州郡为兵是也。然要以罪谪者为多。征戍皆有之。（《魏书·高祖纪》：大和二十一年，十二月，诏流徙之囚，皆勿决遣，登城之际，令其先锋自效。《周书·宣帝纪》：宣政元年，二月，滕王逌伐陈，免京师见徒，并令从军。此皆用于征战者也：用诸戍守者尤多。《魏书·高祖纪》：延兴四年，十二月，诏西征吐谷浑兵在匈律城初叛军者斩，次分配柔玄、武川二镇。《源贺传》：贺上书曰：“自非大逆、赤手杀人之罪，其坐臧及盗与过误之愆。应入死者，皆可原命，谪守边境。”高宗纳之。六镇戍兵，本皆高门子弟，其后非得罪当世者，莫肯与之为伍，即由戍兵中此等人多故也。见第十二章第三节。）其遇之颇酷，欲免除甚难，逃亡之格又峻，终至激成六镇之叛焉。（《魏书·任城王澄传》：澄以流人初至远镇，衣食无资，多有死者，奏并其妻子给粮一岁，从之。是当时谪戍，率并其家属徙之也。《高祖纪》：大和十二年，正月，诏曰：“镇戍流徙之人，年满七十，孤单穷独，虽有妻妾，而无子孙，诸如此等，听解名还本。”可见其获免之难。《崔挺传》云：时以犯罪配边者，多有逃越，遂立重制，一人犯罪逋亡，合门充役。挺上书，辞甚雅切，高祖纳之。《郭祚传》：世宗诏以奸吏逃刑，县配远戍。若永避不出，兄弟代之。祚奏：“若以奸吏逃窜，徙其兄弟，罪人妻子，复应徙之，此则一人之罪，祸倾二室。愚谓罪人在逃，止徙妻子。走者之身，县名永配。于青不免，奸途自塞。”诏从之此等皆可见其牵连之广。《李崇传》：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。弟思安，背役亡归。庆宾惧后役追责，规绝名贯。乃认城外死尸，诈称其弟为人所杀，迎归殡葬。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、李盖等所杀，经州讼之。几成冤狱。其祸，亦原于追逃之酷也。末造六镇须改为州，事极明白，然正光五年所免者，犹是元非犯配之人也。见第十二章第三节。）召募之法，亦间行之。如孔太恒等领募骑一千，南讨淮阳是。（见《魏书·孔伯恭传》。）末年乱事蜂起，赏募之格尤重。然赏格虽优，奉行不善，亦不能收其效也。（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引高谦之语。）
  宿卫之士，多出朔方。《魏书·高祖纪》：大和十九年，八月，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、虎贲，以充宿卫，似不限其区域。然其明年十月，又诏以代迁之士，皆为羽林、虎贲矣。《地形志》言：恒、朔、云、蔚、显、廓、武、西夏、宁、灵十州，为永安以后禁旅所出，亦仍以北方之民为主也。禁兵间亦出征，并有从事戍守者，（《魏书·和其奴传》：东平王道符反，诏其奴率殿中精甲万骑讨之。任城王澄言：羽林、虎贲，有事暂可赴战，常戍宜遣番兵。）然其末年，骄悍殊甚，致有贼杀张彝之事，而京城附近，形势且甚岌岌，乃欲使四中郎将带郡守以为卫。（亦见《任城王澄传》。）固知兵愈骄则愈不可用矣。
  调发人民，除大举时盖甚罕。（《魏书·世祖纪》：真君六年，八月，车驾幸阴山之北。诏发天下兵，三分取一，各当戒严，以须后命。《高祖纪》：大和二十二年，四月，发州郡兵二十万人，限八月中旬集县瓠。《世宗纪》：景明四年，六月，发冀、定、瀛、相、并、济六州二万人，马千匹，增配寿春。正始三年，七月，发定、冀、瀛、相、并、肆六州十万人，以济南军。《献文六王传》：高祖将南讨，遣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，发其突骑。周宇文护伐齐，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，暨秦、陇、蜀之兵，诸蕃国之众，凡二十万，见第十四章第六节。此等征发，所及较广，尚多故有兵籍者，不皆比户之民也。）征戍之士，更代本有定期，（《魏书·高祖纪》：大和二十年，十月，司州之民，十二夫调一吏，为四年更卒。岁开番假。以供公私力役。《周书·武帝纪》：保定元年，三月，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。率岁一月役。事亦见《隋书·食货志》。胡三省《通鉴注》曰：“八丁兵者，凡境内民丁，分为八番，递上就役。十二丁兵者，分为十二番，月上就役，周而复始。”《魏书·薛虎子传》：为徐州。在州戍兵，每岁交代，必亲劳送，丧者给其敛帛。《北史·房谟传》：转徐州刺史。先是当州兵皆僚佐驱使。饥寒死病，动至千数。谟至，皆加检勒，不令烦扰。以休假番代。洗沐、督察，主司亲自检视。又使佣赁，令作衣服。终岁还家，无不温饱。全济甚多。）伤夷亦许还本。（《魏书·高祖纪》：大和十九年，八月，诏从征被伤者，皆许还本。）然役之每过其时，（《魏书·皮豹子传》：为仇池镇将。兴安二年，表曰：“臣所领之众，本自不多。惟仰民兵，专恃防固。其统万、安定二镇之众，从戎已来，经三四岁；长安之兵，役过期月；未有代期。衣粮俱尽，形颜枯瘁。窘切恋家，逃亡不已。既临寇难，不任攻战。”）甚有死于道路者。（《魏书·裴骏传》：骏子宣，于世宗时上言曰：“自迁都已来，凡战陈之处，及军罢兵还之道，所有骸骼，无人覆藏者，请悉令州郡戍逻，检行埋掩。并符出兵之乡，其家有死于戎役者，使皆招魂复魂，祔祭先灵。复其年租调。身被伤夷者，免其兵役。”朝廷从之。）以是兵无斗志，或转恃民兵以为固焉。民兵盖本不在兵籍者，然当风尘洞之际，资其用者颇多，而据地自专，反侧于两国之间者，亦此曹也。（多兵之用，至东西魏分立而广。《周书·苏绰传》：弟椿，大统十四年，置当州乡帅，自非乡望允当众心，不得与焉。乃令驿追椿领乡兵。《韦瑱传》：征拜鸿胪卿，以望族兼领乡兵，加帅都督。《北史·李彦传》：迁虞部郎中。大统十二年，初选当州首望，统领乡兵，除帅都督，此统领之重其人也：又《魏玄传》：其先，任城人也，后徙于新安。每率乡兵，抗拒东魏。《泉仚传》：子仲遵，率乡兵从杨忠讨柳仲礼，皆乡兵之与于战守者：虽高昂兄弟，所用亦乡兵也，见下。《颜氏家训·诫兵篇》曰：“顷世乱离，衣冠之士，虽无身手，或聚徒众，违弃素业，徼幸战功。”又云：“每见文士，颇读兵书，微有经略。若承平之世，睥睨宫阃，幸灾乐祸，首为逆乱，诖误善良。如在兵革之时，构扇反覆，纵衡说诱，不识存亡，强相扶戴。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”：文士如此，武夫可知，衣冠之族且然，武断乡曲者更不必论矣。）
  北齐兵制，与后魏略同。《唐邕传》言：邕于九州军士，四方勇募，强弱多少，番代往还，莫不谙知。（见第十四章第八节。）九州军士，盖以军户为之，四方勇募，则籍外之士也。《孙骞传》言：高祖大括燕、恒、云、朔、显、蔚、二夏州、高平、平凉之民，以为军士。逃隐者身及主人，三长、守、令，罪以大辟，没入其家。所获甚众。骞之计也。此则比户取之矣。东魏徙邺之后，置京畿府，专典兵马，齐文襄为大都督，见《周书·王士良传》：高祖作相，丞相府外兵曹、骑兵曹，分掌兵马。及天保受禅，诸司监咸归尚书，惟此二曹不废，令唐邕、白建主治，谓之外兵省。其后邕、建位望转隆，各为省主，令中书舍人分判二省事。亦见《北齐书·邕传》。（北齐流罪，投于边裔，以为兵卒，见下节。）
  后周兵制，为五胡乱华以来一大变。五胡用兵，率以其本族若他异族人为主。高欢语鲜卑：谓汉人是汝奴，语汉人：谓鲜卑人是汝作客，已见第十六章第六节。《魏书·刘洁传》：南州大水，百姓阻饥。洁奏曰：“郡国之民，虽不征讨，服勤农桑，以供军国，实经世之本，府库所资。应加哀矜，以鸿覆育。”皆可见汉人虽或充兵，并不以为劲旅。故韩陵之战，高欢谓高昂纯将汉儿，恐不济事，欲以鲜卑参之也。（见第一章。）是役也，欢之所将，实为葛荣余党，必不能尽是鲜卑，而薛孝通语贺拔岳，谓其以数千鲜卑，破尒朱百万之众。（见《北史·薛辩传》。）盖凡乐于战斗者，其人虽非鲜卑，亦必已渐染鲜卑之习矣。既染鲜卑之习，必不复知民族之义。北方累经丧乱，可乘之机甚多，而汉人卒不能崛起光复旧地，盖以此也。自府兵之制兴，而兵权乃渐移于汉人矣。府兵之制，起自宇文泰。以六柱国督十二大将军，分掌禁旅。已见第十四章第五节。（六军之置，事在大统八年三月，见《北史·本纪》。）《周书》又云：十二大将军，各统开府二人。每一开府领一军兵，是为二十四军。《北史》则云：每大将军督二开府，凡为二十四员，分团统领，是为二十四军。每一团仪同二人。自相督率，不编户贯。都十二大将军。十五日上，则门栏陛戟，警昼巡夜。十五日下，则教旗习战。无他赋役。每兵惟办弓刀一具，月简阅之。甲槊戈弩，并资官给。案魏世军人，多并家属屯聚一处，称之为府。（六镇之兵，即见称为府户，见第十二章第三节。《魏书·杨椿传》言：自大祖平中山，多置军府，以相统摄。《北史·唐邕传》：邕奏河阳、晋州，与周连境，请于河阳、怀州、永桥、义宁、乌籍，各徙六州军人，并家立军府安置，以备机急之用。《周书·武帝纪》：天和元年，七月，筑武功、郿、斜谷、武都、留谷、津坑诸城，以置军人。五年，三月，初令宿卫官住关外者，将家累入京，不乐者解宿卫。建德六年，十二月，行幸并州官，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，皆足见当时军人，多并家屯聚一处也。）其军人，有专务教练者，亦有兼事耕屯者。（《北齐书·唐邕传》：邕以军民教习田猎，依令十二月月别三围，人马疲敝，奏请每月两围。世祖从之。此军民与后来军人二字同义，谓有兵籍属军府之人，非兼兵与寻常人民言之也。唐避大宗讳，改民为人，后遂相沿，而军人军民，其意各异矣。田猎月别三围，自无暇更及农事。然亦有兼事耕屯者。薛虎子欲以州镇戍兵资绢，市牛令耕，已见第二十章第一节。《世宗纪》：正始元年，九月，诏缘淮南北，所在镇戍，皆令及秋播麦，春种粟稻。《源贺传》：诏都督三道诸军，屯于漠南，以备北寇，至春仲乃班师。贺以劳役京都，又非御边长计。请募诸州镇武健者三百人，复其徭赋，厚加振恤。分为三部。二镇之间筑城，城置万人，给强弩十二床，武卫三百乘。弩一床给牛六头，武卫一乘给牛二头。多造马枪及诸器械。使武略大将二人镇抚之。冬则讲武，春则种植。史言事寝不报，然观第十二章第三节所引《源怀传》，则北边镇戍，固未尝不事种植也。）魏世禁旅，以半月上番，半月教习，自无暇更事种植。然自周武帝以军士为侍官，募百姓充之，除其县籍。（见第十七章第三节。）《隋志》言“是后夏人半为兵矣”，而其制一变矣。（《新唐书·兵志》云：“礼之谓之侍官，言侍卫天子也。”盖更其名以歆动夏人也。）宇文泰所立府兵之制，《通鉴》系梁简文帝大宝元年，云：泰始籍民之才力者为府兵。身租、庸、调一切蠲之。以农隙讲阅战陈。马畜、粮糒，六家供之。合为百府。每府一郎将主之。分为二十四军。《文献通考·兵考》则云：周大祖辅西魏时，用苏绰言，始放周典置六军。籍六等之民。择魁健才力之士，以为之首。尽蠲租、调，而刺史以农隙教之。合为百府。又云：凡柱国六员，众不满五万人。二书之说，盖同本于唐李泌之《邺侯家传》。农隙教练，与《北史》半月上番、半月教习之说不符。盖误以后来之制为初制。（近人陈寅恪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·兵制》。）然云众不满五万，则似系初创时事。其时西方贫困，必无力能养多兵。周武募夏人为侍官，盖正以如是则可徒蠲其租调，而不必别出兵费也。斯固物力所限，然其时异族之民，必更同化于汉族，欲募以为兵，亦不可多得矣。此诚世局之一大转捩也。
  部曲之兵，北朝亦有。尒朱荣死，魏庄帝引见高昂，劳勉之。昂请还本乡，招集部曲，其后韩陵之役，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。其弟季式，亦自领部曲千余人，马八百匹，戈甲器杖皆备。昂兄慎，迁光州刺史，亦听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。封隆之子子绘，高祖崩，世宗以为渤海大守，亦听收集部曲一千人。此皆扰攘之际，听以腹心自卫也：清河王岳，与高祖经纶天下，家有私兵，并畜戎器，世宗未及文宣之世，频请纳之，皆未见许。及葬毕，乃纳焉。然岳之死实非良死也。斛律光之死也，何洪珍赞其家藏弩甲，奴僮千数，则私甲究非善制也。
  行军所用牛马，魏制亦出自民间。《魏书·大宗纪》：永兴五年，正月，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。泰常六年，二月，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，大牛一头。三月，制六部民羊满百口，输戎马一匹。《世祖纪》：始光二年，五月，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，运粟塞上，是其事：此等虽遍及境内，然马之产，究以北边为多。尒朱荣家世豪强，牛马谷量，散畜牧招义勇，遂以起事，其兴，正拓跋氏之所由兴也。魏道武之追柔然也，柔然遁去，诸将请还。道武问：“若杀副马为三日食，足乎？”《通鉴》胡三省《注》曰：“凡北人用骑兵，各乘一马，又有一马为副马。”（晋孝武帝大元十六年，魏登国六年。）宋文帝元嘉六年，魏主舍辎重，帅轻骑兼马，袭击柔然。（大武神二年。）《注》曰：“兼马者，每一骑兼有副马也。”副马之制，蒙古亦有之，故胡氏言凡北人，以通古今。此胡骑之所以迅捷。《宋书·刘敬宣传》：刘牢之与孙恩之众战于虎疁。贼皆死战。敬宣请以骑并南山趣其后。吴贼畏马，又惧首尾受敌，遂大败。此南人不习骑战之征。皮豹子自言所领之众，不任攻战，（见上。）士民奸通，知臣兵弱，南引文德，共为唇齿。文德去年八月，与义隆梁州刺史同征长安。闻台遣大军，势援云集，长安地平，用马为便，畏国骑军，不敢北出。骑步不敌，尤可概见。周朗所以言之痛也。（见第八章第七节。）南北强弱之机，实判于元嘉二十七年之役。此役南朝受创之深，实以六州残破之甚，魏人之能肆意摧残，则以其骑兵疾速，宋人不能阻御也。当时欲图恢复，非决一二大战不可，决战求胜，终不能无骑兵，梁武不知务此，是以卒无所成，说见第十一章第四节。车亦间有用者，不过以将粮重、防冲突而已，不能恃以制胜也。（宋武帝之讨南燕，以车四千乘为两翼，方轨徐行，而以轻骑为游军，见第七章第四节。魏大武之迫彭城，沈庆之欲以车营为函箱，陈精兵为外翼，奉武陵、江夏二王趋历城，见第八章第七节。檀道济之援青州也，刁雍言其畏官军突骑，以锁连车为函陈，见《魏书·雍传》。此皆以车为翼护：即丁旿之距魏军，亦仅藉车以自固，不能以之逐利也。吕梁之役，吴明彻成禽，而萧摩诃卒免，尤可见车骑之利钝。）
  兵器似多由官造，观上节所述可见。当时刑徒有配甲坊者，甲坊，谓造甲之所也。（石季龙建丰国、渑池二冶，尝徙刑徒配之，见《晋书·载记》。）《魏书·司马悦传》：世宗初，除豫州刺史。汝南上蔡董毛奴，赍钱五千，死于道路。郡、县疑民张堤为劫。又于堤家得钱五千。堤惧考掠，自诬言杀。狱既至州，悦观色察言，疑其不实。引见毛奴兄灵之，谓曰：“杀人取钱，当时狼狈，应有所遗，此贼竟遗何物？”灵之云：“惟得一刀鞘而已。”悦取鞘视之，曰：“此非里巷所为也。”乃召州城刀匠示之。有郭门者，前曰：“此刀鞘门手所作，去岁与郭民董及祖。”悦收及祖诘之，及祖款引。观此，知当时里巷作兵，不逮城市，此官立监冶，所由不可废欤？（祖逖北征，屯淮阴，起冶铸兵而后进，见第四章第二节。）何承天《安边论》曰：“四曰课丁仗，勿使有阙。千家之邑，战士二千，随其便能，各自有仗。素所服习，铭刻由己。还保输之于库，出行请以自卫。弓干利铁，民不办得者，官以渐充之。”则当时作兵之材，民间亦有不能尽备者也。
  攻战所施，强弩最称利器。卢循遣十余舰攻石头栅，宋武帝命神弩射之，发辄摧陷，循乃止。其后水战，又以军中多万钧神弩获胜。已见第七章第二节。杨公则攻东昏侯，登楼望战，城中遥见麾盖，纵神锋弩射之，矢贯胡床。神锋弩，盖即神弩也。周文育攻韦载，以载收得陈武旧兵善用弩不能克，见第十三章第五节。弩之难御如此，故庸、蜀之众，惟便刀稍，则邢峦轻之矣。（见第十一章第四节。）水战，舟舰利于高大，说见第七章第二节。又有所谓拍者，水战多用之，间亦施之于车，用以攻城。《陈书·侯安都传》：留异奔桃枝岭，于岩口竖栅，以距王师。因其山陇之势，迮而为堰。夏潦水涨，安都引船入堰，起楼舰与异城等，放拍碎其楼雉。《侯瑱传》：与王琳战于芜湖，众军施拍纵火。章昭达乘平虏大舰，中江而进，发拍中于贼舰。《黄法传》：大建五年北伐，为拍车及步舰，竖拍以逼历阳。亲率士卒攻城，施拍加其楼堞，时又大雨，城崩，克之。《章昭达传》：讨欧阳纥，装橹造拍，以临贼栅。《徐世谱传》：与侯景战于赤亭湖。景军甚盛。世谱乃别造楼船、拍舰、火舫、水军，以益军势。《吴明彻传》：讨华皎。募军中小舰，多赏金银，令先出当贼大舰，受其拍。贼舰发拍皆尽，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，贼舰皆碎，没于中流。《周书·裴宽传》：为汾州刺史，陈将程灵洗，以大舰临逼，拍竿打楼，应即摧碎。皆当时攻战，资拍为利器之事也。《隋书·杨素传》：素居永安，造舰名曰五牙。上起楼五层，高百余尺。左右前后，置六拍竿，并高五十尺。容战士八百人。拍之用不可详知，其制犹有可考，《读史兵略》以为即炮，则误矣。